历史的惯性：朱元璋
中世纪时的英国贵族同样自觉地进行生育控制。由于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等待继承的长子一般在继承家产之后才结婚，而那些没有财产的幼子们要么去追求女继承人，要么干脆独身。那时候英国上层社会男子结婚的平均年龄接近四十岁。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古典小说里恋爱的双方通常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和十多岁的花季少女。只有这样，在上一代人去世，或者年迈失去劳动能力时，下代人刚好建立家庭，继承地产，接替前代。
元朝实行职业世袭制，将一部分人户另立户籍，承担某种专业性的徭役，如站户（承担驿站的徭役）、矿冶户（开采铁、银等矿）、猎户（从事打捕）、水手户（充当河运与海运的水手）、灶户（煮盐）、窑户（烧造瓷器）等。
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
贫困文化的特征我国从古代直到解放前都具备。如较高的死亡率，较低的估计寿命，较低的教育水平，为生存而进行长期奋斗，典当，过着受束缚的生活，终生忙碌而无闲暇，向往权力，大男子主义，只顾眼前，不信任政府，软弱无能，对地位差异敏感而缺乏阶级觉悟等等。这种贫困文化使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财富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权力范围之外的事绝不插手，而分内的事做得井井有条。
人情大于法，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
天下大义的道义力量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利益做后盾，任何道德戒律都只能是空洞的口号。
军事谋略的出发点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关系中它取定人人关系，在人人之间的诸多关系中它取定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的协同与争斗的双向关系中它又进而只取定争斗关系”。
在判断人物上，军事家往往习惯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把针对自己的危险因素考虑到点滴不漏的程度。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待人接物，所看到的危机自然无处不在，所以，“恐惧是身处谋略地带人的基本心态”。
权利的奥秘：朱棣
说实在的，礼义廉耻更多的是属于大人先生们的奢侈品，平民百姓更需要的只是生存。
人民宁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
偏执症患者：海瑞
居官如同贸易，读书只为敲门。
精神可用来写到书上，记入史册，激励人心，却不可施用于实际。
一个开的过分的玩笑：魏忠贤
人贵有自知之明，庸人所缺的，恰恰是自知之明。
别人的恭维一次次地灌溉了他干涸已久的自尊心，一次次地帮他稳定住了心理平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
在劫难逃：张献忠
乱世中，懦弱不再是生存的法宝，善良成了悲剧的理由。
底层生存更需要的是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
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
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
（施虐）是一种把无能感变为全能感的行为，它是心理上的残废者的宗教
绝对控制另一个生命，等于是把这个生命变成自己的物品，自己的财产，而自己则成了这个物品的神。
顺从权威，避免思考，永远随大流 — 羊性
大难将至，善人先死。
无处收留：吴三桂
在某种意义上，“忠”和“孝”已经脱离道德规范的范畴，而上升到价值本体的层面。
这些人办正事迂腐天真，可是捞起钱来门道比谁都精，钻营起来脸皮比谁都厚。遇到树名邀誉的机会争先恐后，到了拿章程做决断的时候却言不及义，纷纷推诿。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基本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凝聚人心、整合全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出发点和归宿。所以，每个社会总是竭力高扬这种价值观，巩固这种关系社会向心力的精神制高点。
血液里的海水：郑成功
春秋以降，在日益严密的专制权力的不断挫辱下，中国人日益软熟圆滑，英雄气质不断从这个民族体内消散，实用主义越来越向着苟且、丑陋的方向发展。“生命尊严”和“生命质量”已经成为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一些人彻底放弃生命的优雅，选择了生存重于一切的动物化生存。
经过两百多年以消灭人民的自主性为目标的专制统治，大明王朝子民们的气质变得孱弱、圆滑而又冷漠。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口腹之欲”，习惯于向暴力、不义和权威屈服，因为他们的信条有二，一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一是“谁当皇帝都一样”。